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主要就党内法规制定质量和实施效果加以权衡评估，它能够发挥党内法规体系的自我修复功能，增强体系自身的完备性与科学性，提升党内法规执行力。
一方面，全球治理的实现需要法治，没有法治就没有新的全球治理的实现。三纲五常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规范在宋朝以后又得到了强化，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标志性规范。
《民法典》赋予了人们在私领域决定自己事务的自由和权利，适格的人成为私领域的立法者，否则，人们将只是义务的承担者。在传统法学中，秩序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中立性或前提性价值，即相比于混乱和无序，秩序是有独立价值的，但并不是所有的秩序形态都是可欲的。在人类社会成员作为一个群体生活时，秩序化几乎是社会必然具有的特征，其中最为成熟的表现形态就是建立法律控制制度。因此，就像安全概念一样，包容性秩序也是一个总体性概念，它不局限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某一个单独的领域，更不能等同于社会治安意义上的社会稳定。摘要：包容性秩序观使得秩序这一概念超越了单纯的稳定性、一致性、可预测性等传统秩序价值的内涵，从而成为一种总体性的、全面性的、平衡性的概念。
在国内层面，这意味着要建立多层次的规范体系。现代社会都是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借用庞德的一个书名），表现为法律秩序或法治秩序。[6]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
从人类法治历史来看，习近平法治思想意味着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登上历史舞台，将替代直至今天仍然被很多法律人视为普世价值的资本主义法治模式。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奠基石是社会主义政治，习近平法治思想不可能在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理论基础上通过修修补补或者加上中国特色来理解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等都是典型的党导法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规定的党员廉洁自律规范和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不同，党员只须遵守党员廉洁自律规范，党员领导干部不仅仅必须遵守党员廉洁自律规范，而且必须遵守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
党内法规仅仅规范党组织和党员，名副其实。先秦时代管仲、李悝、商鞅、韩非子等法家代表人物就影响深远。
西方法学家也认为公法只是一种复杂的政治话语形态，公法领域内的争论只是政治争论的延伸。党导法规使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实现了一体化，依规领导使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实现了有机统一。[2]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12月版。[5]领导干部甚至高级领导干部之所以不把国法当一回事根本原因在于权力来自于党组织，法治中国的核心问题是党和法的关系问题： 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
[15] 柯华庆于2017年7月7日在实效主义微信公号发表《试论习近平的法治理论》首次提出：习近平的法治理论由一经一纬组成，经是党规国法一体化，纬是德法并治。国家规定所有公民必须遵守法律（也就是义务的道德），这样的法律是国法，同时国家提倡公民遵守道德（也就是愿望的道德），这样的道德可以称为国德。中国与西方国家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以德治国在依法治国之前，依规治党在依法治国之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恰当表达，是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原则的具体体现。
习近平法治思想所代表的中华马克思主义法学是建构性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普遍性理论，不仅仅能够用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也将会被其他法治国家所借鉴。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和领导党，必须在每一次领导立法之后把握未来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前进方向，走在全国人民前面。
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纵观人类政治文明史，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
[19]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4]这个所谓唯一的西方法治模式就是基于资本主义政治的资本主义法治模式。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在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就宪法修正案语重心长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全面依法治国高度重视，从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来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谋划、来推进，对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既要走法治道路又要走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法治道路，决定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种新范式。道之以德，齐之以刑，有耻且格。
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依法治国，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通过了两部重要党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十九大报告一方面强调党的全面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另一方面强调从严治党和依规治党，确立了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原则。[12]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吸收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发展社会主义和超越资本主义。
《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自始至终是革命党，首要目的是使无产阶级成为领导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社会主义国家的党规国法并治结构既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平房结构，也非封建社会礼法并治的两个一层楼结构。
党的领导法治化正是党导法规的内涵，党导法规是正当化、规范、改善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选择。2020年开始，党内规范性文件已经被党的规范性文件所替代，再一次说明了党中央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继续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提供长期稳定的法治保障。如果说愿望的道德是以人类所能达致的最高境界作为出发点的话，那么义务的道德则是从最低点出发。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法治是社会主义法治，是一种建立在社会主义政治之上的不同于资本主义法治的新法治模式，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基于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充分吸收人类优秀法治文明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国德是公民自愿遵守的，但并不排除其中一类人自我选择必须遵守其中部分国德，此时国德就成为该部分人的法律（所有人的愿望的道德成为了部分人的义务的道德），党内法规就是这样的法律。党导法规和党内法规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制度保障。作为新范式的习近平法治思想 习近平法治思想博大精深，涉及党和国家的方方面面，十一个坚持毫无疑问是必要的，并且可能有更多的坚持需要提出来。
2017年5月3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明确指出一些外国政要也经常跟我谈‘法治，听下来他们认为法治只有一种模式，就是他们搞的那一套东西，不亦步亦趋跟他们搞就要被打入‘异类。党内法规又可以区分为党法和党德，党法是所有党员的义务的道德，是必须遵守的，党德是党员的愿望的道德，是自愿遵守的。
资本主义法治将所有主体都假定为坏人，没有具有德性的领导党，所以是平房结构。区分党内法规和党导法规有利于构建以宪法为统领的完整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共产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依据国家法律治国理政、依据党导法规领导国家和人民。总之，社会主义法治有两个法治原则：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和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前者是内涵原则，后者是形式原则。礼法并治完全将两个群体的治理分离开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适用于诸侯、大夫等贵族的规则与适用于黎民百姓的规则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它们之间不一定有联系，可以称为两个一层楼结构。
显然习近平同志所说的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不是党内规范性文件和党内法规，而是党导规范性文件和党导法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奠基石，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领导党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形式原则是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内涵原则是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由此形成中国共产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依据国家法律治国理政和依据党导法规领导国家和人民的三法一体法治体系。
[17]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做了《党规党法的报告》，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三部党规：《扩大的中央第六次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扩大的中央第六次全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扩大的中央第六次全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18]。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必须在宪法之下，因为宪法是根本大法和统一大法，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
[13]因此，越开放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国家安全必须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14]，完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确保国家安全法律贯彻实施。结语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包括一块奠基石、两个基本原则和三法一体。
